“假如我们创造财富的同时，也产生了碳排放，这不就是需要减去相应的碳排放损失？”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，哈尔滨工业大学（深圳）教授唐杰对新京报记者表示，实际上现在社会所创造的财富，还得扣除二氧化碳等有毒有害物所带来的治理污染的损失。

      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此前曾对新京报记者表示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我国人口众多、气候条件复杂、生态环境脆弱，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更为显著。近三十年来，我国的气温升高速率是全球同期的两倍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表现出发生频次明显增加，强度增强，影响和风险日益加大的特征。二氧化碳作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，控制碳排放已经成为全球的主流共识。

 

      碳减排与经济增长不矛盾

      在今年1月举行的北京市“两会”上，北京市人大代表、生态环境部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表示，通过调研发现，“不少地方认为2030年前还可以继续大幅提高化石能源使用量，甚至还在‘高碳’的轨道上谋划‘十四五’发展规划，攀登碳排放‘新高峰’，达到‘新高峰’后再考虑下降，没有认识到碳中和对各地发展的倒逼要求。”

      3月，全国“两会”结束后，李高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亦表示，全社会低碳发展意识尚待加强。部分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，以GDP为引领的陈旧发展观念需要根本改变。社会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亟待提高，需要激发自下而上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。

      那么，2030年实现碳排放达峰、2060年实现碳中和——这个中国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，是否意味着要牺牲经济增长速度？

      研究能源经济的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院长、教授魏楚告诉新京报记者，如果说内部的改革动力和外部约束能够实现有机统一的话，这两个目标是可以兼顾、平衡的，“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”。

 

      碳中和目标将带来4000万个新工作岗位

      尽管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对于经济增长不会有太大影响，但“从行业角度来说，首当其冲的是高耗能产业，这些行业将面临最大的冲击”，不过，魏楚也表示，这个冲击对这些行业本身来说，是一次大洗牌，一个提升行业竞争力的过程。这个过程不是说把这些产业打趴下，而是大浪淘沙，把那些懒于进取、无法顺利转型的企业淘汰掉。

     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关大博告诉新京报记者，从全球产业链上看，碳达峰、碳中和双目标驱动下一定会诞生大量新行业，比如绿色转型所衍生的新行业、各个社会经济部门涉及的低碳技术（低碳产品），以及新兴的绿色投融资（或气候投融资），“在各个行业都会有大量新的机遇”。

      天津科技大学绿色发展研究院院长、教授孙振清向新京报记者介绍，据有关机构预测，仅实现碳中和目标，将带来100万亿-140万亿元的清洁能源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，以及4000万个新工作岗位。

     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数据显示，今后30年，“碳中和”将为中国带来138万亿元的投资机遇。这包括清洁能源、绿色交通、绿色建筑、节能环保等低碳产业；此外，产业的绿色升级依托技术进步加速了创新，如光伏成本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80%-90%，行业投资价值显著上升；三是碳捕捉、碳封存技术也将快速发展，最终实现商业可持续。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认为，这个规模可能更高，将有180多万亿元的绿色金融投资。

 

      生活方式需要绿色化

      唐杰认为，要实现2030年碳排放达峰，难度不仅在生产端，也在消费端。比如汽车消费，我国现有汽车保有量2.4亿辆。未来能不能更少通过私家车出行，而是改乘公共交通，这都是重要绿色消费方式。

      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的进步，零排放的汽车可能让汽车的碳排放问题得到解决。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清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，大规模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是实现2060年实现碳中和，实现新能源革命的有力保障。新能源革命是用光伏、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来代替煤发电，这是能源生产革命，但能源生产革命要用能源消费革命来推动。消费革命是什么？就是大规模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。这是实现碳中和的保障技术，是新能源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核心。